杨乐，就是“把五星红旗插上科学之巅”的那个著名数学家。他1939年11月生于江苏南通，1962年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师从著名数学家熊庆来，进行复分析研究。1970年代，他同张广厚合作，通过对亏值与波莱尔方向的深入研究，建立了这两个基本概念之间具体的联系，证明了张杨定理。其事迹被广为宣传，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
1977年，我和张广厚因为数学研究的成绩，受到国内媒体的大力宣传与表彰，这是出乎我预料的。回顾起来，我们这一辈人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当年的学术环境是现在的青年很难想象的。
我上学较早，到初二时学习代数与平面几何，感到十分新颖，产生了较浓厚的兴趣，课余还找参考书看，做许多课外题，并逐步萌发了今后从事数学研究的念头。我看到数学参考书里都是外国人名字命名的词条，比如毕达哥拉斯定理、韦达定理、西摩松线、密国尔点、笛卡尔坐标等；当时，我很幼稚的想法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把名字写在数学书上呢？1956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国内经济建设热火朝天，大学的热门科系是工科。但在北大数学系和清华最时髦的电机系之间，我还是毅然选择了数学。
上了六年本科，毕业时我有幸赶上了重新招收研究生。于是我去数学所读研究生，与原来北大的同学张广厚师从年逾古稀的熊庆来先生。由于熊先生悉心指导，我读研究生期间已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四篇文章。
数学上有所创造，前提是要打好基础。总体上，我们受的学术训练比较完整，但在北大与中科院学习的十年也时紧时松，运动一来学习就受干扰。终于到了1966年5月份，我们准备毕业答辩。论文已经装订好，送出去审阅了，这时“文革”开始了。
全国的研究院所与大中学校全部中断了工作，我们自然也不例外。后来我们按规定到农场劳动，还去工厂和学校协助工作。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中国科学院里才能允许开始做一点研究。但是“四人帮”的干扰依然十分严重，做研究工作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右倾回潮，要顶着极其沉重的压力。我和张广厚从中学开始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认为是祖国和人民培育我们多年，现在应该努力从事研究，给祖国一个满意的回报。
1973年《中国科学》与《数学学报》复刊，我们的文章就发表在这两个期刊上面。从尼克松访华开始，一些外国的学者陆续来中国交流。来访的英国学者与美国数学代表团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赞誉。
因为“文革”，国内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的工作被迫中断了十年。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对待科技工作与知识分子的政策，1977年2月，我和张广厚的成果与事迹刊登在各大报纸头版的显著位置。从此，国内的科研工作走上了康庄大道。
一晃多年过去，我已进入古稀之年。数学和科学的繁荣，需要社会富裕安定与经济发展。中国现代数学开始于20年代，因为战争和政治运动不断，发展十分曲折。改革开放以后，研究条件才逐步改善。
就我的感觉，年轻时是数学家成长最快，研究感觉与创新思路好，工作活跃与出成果的时候。我认为创新能力跟数学基础有很大关系。现在数学已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各门科学与高新技术之中，而且对高水平人才的素质培养有着重要作用。国家要增强创新能力，必须重视和扶持数学研究。
中国的现代数学发展只有几十年，外国有300多年，相比还有差距。但随着国家的发展，研究环境的改善，我们会较快赶上世界前沿。华罗庚先生曾说：数学是中华民族所擅长的学科。我们正在用努力证明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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